(一九六六年,下乡前四年罗玲与爸爸妈姐姐哥哥妹妹在重庆合影)

们这一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同龄人从未经历的太多太多的运动、动乱、斗争、争斗、互害、突变、蜕变、自戗和天灾人祸……

挨饿、挨整、文革、知青……是我们的宿命。

我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吃过糠,下过乡,扛过枪,下过岗……的实验品。如同名歌中所唱“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 、“真正地尝到了做人的滋味”。
行将就木的我们,有责任有权力也有理由将我们经历的历史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功过对错留给子孙们评说。

本篇于1997年由罗玲口述。

我们采访的第三个“知青”,是南江县坪河乡的罗森山、雷映春夫妇全家。这是一家特殊年代的特殊知青。他们原是重庆市江北区茶园街道的的居民。1970年下乡当知青时,他们已有五个儿女。除了大女儿在重庆读初中没有下乡以外,其余4个子女(最大的儿子14岁,最小的女儿6岁)也随他们下乡。

(1972年,下乡第二年全家在坪河留影)

两代知青炼红心
1970年5月19日,罗森山全家经过3天颠簸,才终于走进了大巴山深处。

看见光秃秃的山腰有一座孤零零的茅草小屋。雷映春想进去歇一口气,讨一口水喝,就带着孩子们朝茅屋走去。站在茅屋门口,屋里空空荡荡的,连门都没有,一股潮湿的霉味飘了出来。

队干部说:到了。

雷映春说,到什么地方了?

队干部说:这就是你们的家。

雷映春一听,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罗森山、雷映春夫妇这次下乡当知青,是作为典型动员下乡的。他们在重庆没有固定职业,靠做临时工养家糊口。

5个孩子全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当时知青下乡是大政策,街道居委会想动员他们成为带头下乡的典型,就对他们说:

“南江县是猪满圈羊满山,粮食金灿灿的”的好地方。还说孩子们上学也非常方便。于是,他们一家便作为“典型引路”下乡了。
谁知到这里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好在当时的农村是集体生产,罗森山一家在生产队、大队的帮助下,总算安顿下来。
可是,这一家也实在是太弱了:

罗森山气管炎,爬坡就喘。他的老二罗元权是五姊妹中唯一的男孩,但还不满14岁。身强力壮的就只有雷映春,可是一个妇女一天最多能挣6分工。

当时,1分工才折合人民币1分4厘钱,而这一家6口人要分回口粮,就至少要挣够1.8万个工分。这个数字对于罗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若以全家出工按半劳、妇劳、童工满勤计,一年365天做出头,他们家也只能完成7600个工分。
队长来安慰,给他们算细帐,帮助他们安排农活:

你们两个大人和两个大娃出工;两个细娃一个煮饭、喂猪;一个放牛、捡柴。队里分给你家一头牛喂,你们再买两头猪,放牛有工分,猪粪、牛粪也有工分……
可是,罗森山一出工就扭伤脚,让社员背了回来。雷映春背水也滚了崖,扁桶摔坏了,腰也扭伤了。夫妇俩一个坐在椅子上咳喘,一个躺在床上叹气。4个孩子放学回来一看,就哭了起来。齐刷刷地跪了一排,一个一个地说:

爸爸,我不读书了,去出工。

妈妈,我不读书了,去背水。

幺妹最小才6岁,从小受父母的娇宠,哭得最凶,胸前的衣服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她哽咽着把一件花衣服放到妈妈的床边说,妈妈,我再也不要花衣服了。我去放牛、捡柴、扯猪草……
罗森山咳喘着哄孩子们起来,孩子们却越哭得厉害。雷映春再也睡不住了,翻身起床抓起一根竹条就打:

下乡来就是为你们读书,你们这么不争气,有书不读,气死我啦!

三个女儿一看,吓得赶紧认错,儿子却不吭声,母亲也不停手,直到竹条断成三截,母亲再也不忍心打下去,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

“儿啊!”

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山里人有一句话:出门不弯腰,进门莫柴烧。

罗家人也很快学会了这种生活习惯,连3个上学的女孩,每天回家都要捡上一小把枯枝、柴棍。

一天,有一家住在对面山上的社员,送给罗家一梱柴。柴梱太大,罗元娣和罗玲姐妹背不动,又舍不得空手而归。就让送柴的人把柴分成两梱。两个小女孩就背着与人一般高的柴梱,磕磕绊绊地往家走。

背上的柴禾却越背越重,只好一边走一边歇气,后来歇下来就再也背不起来了。

姐姐就说:妹妹,我来帮你一把,你背起来了,就先回家。

妹妹说:我害怕,我要和你在一起。

姐姐说,不能在这里,这里危险。

妹妹说,我们一起走。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山越见阴森得怕人。

姐姐就生气了,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把就把妹妹的柴禾提了起来,推了一把,说:我要是死了,喊妈把我埋在屋门口。妹妹一听吓得哭,但是却不敢停下来,边跑边喊:

“哥哥,快来呀,来救姐姐呀!”

后来,哥哥打着火把来了,听见哥哥的呼唤,看见哥哥红红的火把,姐妹俩竟连人带柴禾瘫倒在地上。
罗元权为了全家的生计,终于放弃了读书,到队里挣工分。但他毕竟是一个孩子,所以在生产队劳动便只能当童工:薅草、锄地、打苕厢、抓粪。

他干活从不惜力,又不误工,队里给他记到最高也只有5分。加上父母的工分,一年到头,罗家仍然欠队里一大堆工分。

分粮时,队里按惯例是要先给分钱户称粮,然后把超支户集中起来开会,订出明年完成劳动日的计划后才分粮。

罗元权不懂规矩,见队里分粮,就快乐得不得了,要把自己的劳动果实背回去报喜。
罗元权早早地背了背篼去晒场大院等候。可是,一院子的人都被念了名字,背了粮回家,却唯独不念他的名字,不给他家分粮。15岁的少年怒不可遏,一脚就把分粮的箩篼踩瘪。说:

为啥不给我们分粮?从种包谷苗苗到掰包谷果果,我哪里少出过一天工?

(罗元娣、罗玲暑假参加民兵训练合影)

手艺让一家人有了温饱
罗元权闹分配的事虽然平息了,粮食也背了回去,但是罗家却也欠下了生产队的帐。如果这样一年一年地累积,帐就会越欠越多,一辈子都还不清。

罗森山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罗森山是处事实际的人,通过一段时间与当地的联络、交往,他发现弹棉花的手艺在这里有一个广阔的市场,而政策也比城里开放,只要得到大队和公社的许可,就可以正大光明地为生产队搞副业。于是,他又重新操起了弹棉花的手艺。
罗元权就成了罗森山的徒弟。第一次出远门做手艺,早晨3点就起了床,吃了早饭,背着大弓和碾盘,走了35公里山路来到县城已是下午3点,在县城转了一圈却无人招呼,直到猪市河坝,才找到了雇主,一个买猪的农民。正是热天,他们顺着南江河溯流而上,天越来越黑,路越走越细,坡越爬越陡,直到半夜3点,才走拢山中一户人家。

这一天,他们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罗元权只记得在这户人家吃的是稀辣子拌包谷粥,是他这一生中吃过的最馨香最美味的一餐饭。可是弹棉絮的收入却只有5元,减去网线1.35元的成本,他们的纯收入才3.65元。
从此,罗元权就跟着父亲在巴山深处的南江、旺苍和陕西的南郑、宁强等县跋涉、流浪。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走路挨饿之外,还有夏天被蚊子咬(农村大多无蚊帐),冬天被虱子咬。

但是,这样却省下了两个人的口粮(当时的农村,一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大约也只能换回一个人的口粮),不但补够了全家人的口粮欠帐,还修了8间木板房。罗家很快就走出了贫困,成了全队最殷实的农户。
新家修在一处山坳里,开门见山。群山中有一座三峰山,当地人叫它笔架山。
罗森山仍然出门做副业,十天半月回家一次,小小的工具箱里或者就有一刀猪肉,一捧核桃,一块花布。孩子们就计算着,每到父亲回家的日子,就会早早地迎到山口,接过父亲的工具和行囊,把父亲簇拥回家,掏出自己的作业本,把一个个5分翻出来,请父亲检查。这一天便成了全家的节日,欢乐的笑声就会在这山间木屋里回荡。
每逢这个时候,罗元权便有了心事。他虽然为自己没有读书而遗憾,但更为了妹妹们的成绩高兴。他就想,一定要让妹妹们把书读下去,读出一个个秀才来。他便会常常面对笔架山出神。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妹妹们的床和笔架山对得不准。他悄悄到了队里木匠家借来角尺,比了又比,量了又量,直到妹妹们的三架床都端端正正对准了笔架山。
果然,这一年,罗元娣考取了南江县高中,罗玲考取了杨坝区中学初中。接到通知的那一天,罗源泉比哪一个都高兴,差一点就把摆床的秘密说了出来。直到晚上夜深人静,他才悄悄溜出门,对着笔架山磕了三个响头。
他又用了3天时间给两个妹妹一人做了一个木箱,送她们去住校。木箱做好了,应该写一句什么话祝福她们好呢?他想了又想,最后,在每一个木箱上,他刻下5个字:为人民服务。仿照毛主席的手迹,模仿得惟妙惟肖。

(罗元萍在下乡地南江县坪河乡钟山二社)

返城的前前后后
几年的时光流水一般地过去了,返城的风也一阵阵地刮过。开始是零星的考学,接着是一批一批的招工。罗森山开始和公社接洽、联系。可是,公社也讲不清楚,好像都是各单位来招收子女,他们在重庆没有单位,当然也就没有招工组来招收他们的子女……

终于大返城开始了,罗元娣、罗玲也相继高中毕业,罗森山就又到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这一次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们不是知青。想不到下乡7、8年,他们连知青都不是。他们只被叫做“城户下乡”。因此他们不能享受知青待遇,也就是说,他们已失去了返城的权利。可是,他们当初是被当作“典型引路”下乡的呀!知青办也解释不清,只能搬文件。
还有什么话可讲呢?文件就是政策,罗森山夫妇只有叹息和委屈。

好在大队和生产队还是把他们当知青看待,3个女儿高中毕业,成为这一片土地上的三个秀才,先后被安排到大队小学代课。她们也就成了榜样,大山里的女孩也才因此得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学校。
从此,几个孩子就认定一个死理:不承认我们是知青,我们就干出一个知青(工作)。他们找出了课本,从头复习,要凭真本事,考试转正。
罗森山和雷映春为了全家的安全和稳定,从1970年经历了下乡、子女学习、维持温饱、子女就业等4大“工程”。但是12年过去了,他们的家仍然没有稳定。

除了大女儿罗元明1971年随学校支边到了云南景洪橄榄坝农场,后就学云南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云南省委,大儿子罗元权当兵退伍后,安排到了县物资局,三女儿罗玲代课老师转正后,全家还有4口人属于知青和农民以外的“城户下乡”,看来这个家只好扎根深山了。
但是历史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1982年,下乡的城镇人口返城,这是罗森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他带着全家人,走了12年的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但是这一次的返城却和上一次的下乡不同,下乡时,他们带着满脑子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一次却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劳累;上一次他们留下了一个人,这一次却留下了3个人:罗元权、罗玲和罗元娣。其时,罗元娣还是代课老师,符合返城的政策,但是她结了婚,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她不愿舍弃她已经握在手中的幸福。
罗森山带着妻子雷映春,带着小女儿罗元萍,默默地踏上了归途。
回到重庆,52岁的老人没有单位,没有住房,没有职业,也没有熟习的邻居、朋友。他们成了一群陌生的乡下佬。好在街道接纳了他们,给他们租了一间房,又在一处居民点搭起了一个售货亭,卖烟、卖酒、卖菜、卖盐,小女儿元萍被安排到一家织布厂当学徒。
这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但是他们却突然都变得孤寂、忧郁,而又心事重重。
这时,罗元权来了。他因为停薪留职到云南,去应聘大姐介绍的职业,路过重庆时就陪老人多住了几天。白天,他帮老人进货、发货,晚上就睡在店里值班。
一天半夜,他被敲门声从梦中唤醒,听声音又急又重,他以为是有人买货,就打开了门。谁知进来三个醉鬼,要烟、要酒、要饮料。他怕闹出事来,就把这三个人往外轰,都是年青人,又有酒壮胆,几句话不合就打了起来。虽然酒鬼人多,但罗元权当兵出身,又会几下拳脚,三个人被罗元权赶走了。想不到一个“山河老几”还敢在重庆“操码头”,3个酒鬼不服气,第二天就邀了一帮人,要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山蛮子”。罗元权一早就走了,派出所出来调解。但这帮人就是对这一家山里来的人看不顺眼,经常寻衅闹事。

……

两位老人就越加思念起大山里安谧、宁静的生活来。

(罗元娣在南江县城读高中时与妈妈和罗玲的合影)

深山里的宝藏
在罗家五兄妹中,老四罗玲最不安份。后来就爱上了体育活动,成了县文教系统女篮的主力,并因此第一个由代课老师转正。
这里的山处处都蕴藏着矿物。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资源开采出来,变为财富呢?罗玲的丈夫熊勇正担任着坪河乡的党委书记。罗玲一说,正和熊勇的思考不谋而合。于是,罗玲办起了石材公司,专门开采黄石矿藏。
发现这种花岗石珍品的当初,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为了拓展花岗石市场,在新产品的开发上独辟蹊径,寻找新的花岗石品种就成了公司的一个“尖端课题”。熊勇就生长在这片大山之中,他又有一种探险者的勇气。寻找宝藏就成了他的业余爱好。那时,他已经担任了杨坝区副区长,他就常常利用休息日和罗玲去钻大山,攀峭壁。一天,他们在大山里转悠了一天,正走得饥渴难耐疲惫不堪,在一处山弯歇憩,喝水时,水壶滑落了,水洒了一地。然而,奇迹出现了,被冲走浮土的岩石现出了斑斓的色彩。一个新的花岗石品种诞生了。

有趣的是,当罗元权开着车来运荒料时,却找不到那块石头。

后来,这块历经苍桑的花岗石经切磨抛光,竟现出了一幅“老鼠嫁女”图。

这块有老鼠嫁女图案的0.36平方米花岗石板材,居然被罗玲在一次博览会上卖到了8万元。
罗元权就停薪留职来帮助罗玲,成为了公司的汽车司机、石材厂厂长和机械工程师。他在部队学的机械修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当石材厂在安装机器遭到大城市来的工程师的刁难,将一堆“洋机器”搁到山上时,罗元权挺身而出,凭着在部队学到的过硬技术,终于玩转了这套洋机器,使花岗石加工设备顺利安装完毕,一次试车成功。
熊勇也停薪留职,参加到石材公司的经营中来。现在石材公司的固定资产已达400余万元。
罗玲又通过自学取得大专文凭,在大山里脱颖而出。她对这片大山充满了一种近乎迷信的虔诚。因为是大山养育了她,塑造了她,她也在大山里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找到了自己的根。

1978年罗玲参代表南江县参加达县地区蓝球比赛时留影)

幺妹重回大山
罗森山雷映春夫妇突然觉得都市的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没有了忙不完的家务活,没有了需要教导的儿女,甚至没有了大山的阳光,土地的沉静,炊烟的馨香......也就没有了往日快乐、满足、充实的生活。
街道办了一个老年茶园,退休的老人便都爱往那里去聚会,下象棋、打麻将、喝茶、聊天,两个老人就想到那里去寻找一份认可和亲热,于是就轮了班,一人守店,一人去茶园。雷映春去两天,就失去了兴致。知青、农民、大山和大都市已经相距太远太远,可是雷映春不讲这些,她还能讲什么呢?罗森山生性乐观豁达,但是,他也只坚持了一个星期,因为麻将和长牌他都不会,也就和这里的老人失去了共同的语言。
一天,一个70多岁的婆婆来买味精,老人的话多,雷映春就请她坐,听她聊家常。她就说,家里来了一位农村亲戚,又蛮又笨,水龙头开得大,淘米时把米都冲跑了,又去撮米来淘,还是被水冲走了大半。天然气也开得大,一开始就把头发眉毛烧了,后来连铝锅都烧掉了底……罗森山和雷映春就只有听的份,连话都插不上。老婆婆走了,两人还沉默不语,心里不是滋味,仿佛他们就是那个亲戚,因为他们也不懂天然气,他们还是烧的煤球。
这时,他们才觉得,他们并不属于这座城市,虽然他们在这里生活了40年。但是,他们的家却并不在这里,他们只是这座城市的亲戚,他们的家在山里,他们的根在山里。
幺妹却不同,年轻人适应性强,3个月后,她就出徒当了挡车工,还带了徒弟。而让老人不解的是,她几乎每星期都会收到一封远方的来信。收到信,她就会独自悄悄地读,并把信藏了起来。开始两个老人以为是哥哥、姐姐的信,可是她又为什么把信藏起来,而且还神神秘秘地把那些信反复阅读。原来幺女儿恋爱了,恋人却仍然是在那牵动着全家人心的大山里。小伙子叫黄勇,忠厚、朴实,有着大山一样的性格。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分在坪河教书。
小伙子的胸怀也跟大山一样宽广,他要让山里的孩子都读书,从而走出大山。

元萍悄悄问妈,妈笑;问爸,爸也笑。这样的孩子,两个老人当然喜欢。

可是,一个在大城市,一个在大山林,城乡的差异,文明的距离会再一次隔断一段美好的姻缘,造成一起婚姻的悲剧吗?

两位老人的心里又有了一份担心和忧愁。两位老人也因此悄悄存下了一个期盼:回到远山去,那里才是罗家的归宿。
其实,在罗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6个人中,幺妹的根在大山里扎得最深最深,她下乡时才6岁,6岁以前的城市对她竟毫无记忆,只有大山里才有她童年的梦。

从记事起,她就和大山作伴,是大山孕育了她的性格和志趣。她的选择毫不犹豫:重回南江县。
1996年6月,罗森山、雷映春又含着泪,送别了幼女。这一年元萍22岁,在这之前,她在重庆总共生活了10年,在大山里生活了12年。她长大了,有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她放弃了千万人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户口,选择了养育了她的大山。

走出大巴山的元萍又回到大巴山的怀抱。
经过考试,她成为了一位乡村老师,成为了笔架山孕育的又一名“秀才”。

(1994年大姐探亲在南江时合影)

“老知青”重返山林
自从幺妹离去之后,罗森山夫妇就真的感到了孤独、空虚和失落。虽然有一个副食店令他们衣食无忧,但他们却并不快活。30多年和孩子们在一起,热热闹闹,喧喧嚷嚷,虽然忙碌、辛苦、焦虑,但是却踏实、快乐、满足。

这时的罗森山夫妇已经60岁了,进入了老人的行列。他们闲下来的话题便大都是那片大山,因为,那正是孩子们成长的时期,也正是他们人生中最丰富的一页。

虽然时时有书信传来远山的信息,虽然孩子经常轮流回来告诉他们南江的故事,但是,现在他们才感觉到,他们是多么留恋那片大山。
1992年,当罗玲的石材公司搞起来,到重庆去接两位老人时,罗森山夫妇就毫不犹豫地跟着女儿返回了南江。
这是罗森山夫妇的第二次下乡。
第一次下乡是为了孩子们的学习,安全和生活。
第二次下乡仍然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大山,为了那血肉相连的亲情,为了那梦绕魂牵的眷恋。
当年的一群细娃儿“知青”,如今都成家立业,在这片大山里扎下了根。
大儿子罗元权仍停薪留职给罗玲当厂长。他的女儿罗丹已经18岁了,在南江中学读高中。
二女儿罗元娣也早已通过考试转正,还通过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现在是坪河小学的骨干教师,二女婿李培万也是老师,是坪河小学教导主任。他们的女儿李玮也在县中学读高中。
三女儿罗玲和女婿熊勇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南江县的花岗石打入国际市场。他们的儿子熊涛在县中学读初三。
四女儿罗元萍,通过考试取得大专文凭,由坪河乡小学转到杨坝区中学。女婿黄勇仍然是教师,现任杨坝小学校长。他们的女儿黄歆,在杨坝小学读四年级。
回到南江,罗森山夫妇就快乐而兴奋地去拜访过去的邻居,朋友和领导,10年岁月流逝,但山里人却淳朴依旧,家家都煮出喷香的腊肉,捧出清甜的包谷酒,像当年欢迎他们下乡一样,又送给了他们最珍贵的友谊。
老朋友都戏说:“老知青”硬是有感情,62岁了还来当“知青”。
雷映春说:做梦都在想,舍不得呀。
老朋友说:有缘。
你命中带山啦。有人就排开了他一家的名字:说罗森山就是“落深山”,说雷映春就应该是“来应村”,说罗元权只有山上才有源泉,说罗元娣就落在了“原地”,说罗玲就落在了“山林”,说罗元萍就更应该落在“坪河”。


采访结束了,依依不舍地离别了大巴山,告别了频频挥手的知青部落的知青们。蓦然回首间,猛然醒悟:

时代和岁月虽然非常严酷,但命运之神却始终紧握在这群扎根在大巴山中的知青们手中……